《反串》——如何过不“油腻”的人生

时间:2017年11月21日来源:作者:

  最近又兴起了一个热词——油腻。

  说起“油腻”,网友们可以有一万种不同的表述与注解,予以这个词语更具嘲讽的意味,斤斤计较,庸俗,从众,懒散,自大,不自知……仿佛无数标签被无限放大后,集中在了一个群体之上。

  与其说这是对某一类群体突如其来的无情指摘与标签,倒不如说,这是时代赋予人的一种自我审视与反省。当没有饥馑灾厄逼迫我们探寻内心深处的向往,我们当如何保持君子的“慎独”,拒绝种种屡遭调侃的“油腻”表现,活得更为豁达,风度翩翩,这或许是不少现代人的一大人生命题。

  《反串》当中,便有着这样的对照与思考。

  脱下戏服,他们是三个生存在迷茫中的演员;穿起戏服,便要体会他人的人生,代入到几十年前的民国时期,怀揣心里的小九九,演绎他人的悲壮。

  这样的反差,免不了笑料百出。

  比起那个年代不少文人的理想主义,现如今的我们不得已地变得更现实了一些,“遗世而独立”的境界或许只能成为一种期许,然而,在现实与理想的夹缝间,努力让自己不那么事故,或许还是有可能的。

  现在我们反观《反串》中先生的原型张元济,肯定不会令其与“油腻”沾边——哪怕以不修边幅著称的刘文典,孤僻毒舌的鲁迅,后世也会抱以相当程度的宽容,以“大师范儿”称呼他们。

  因为那是一群有理想,有责任,有担当的文人。

  以张元济为例,或许他的名气不如与其颇有渊源的蔡元培、茅盾等大家,然而论起贡献,张老却也着实不遑多让。

 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、出版、收藏事业,是商务印书馆从小作坊走向大出版社的奠基人,他曾主持编辑了中国第一套新编教科书,将大量古籍整理集中影印出版——在旁人的眼里,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老朽却有着出乎意表的杰出贡献。

  如果说什么能够阻挡“油腻”——或许不是学历,不是年纪,只有当我们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事业与理想中时,所谓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方才有所展现。在《反串》中,我们通过他人的反串,体悟出一点人生的道理,何尝不也是一种升华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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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杂志第七期封面

* *谨以此文纪念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,纪念我的杂志。*

杨扬先生在谈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,听上去却像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家史,一部文化烘托起的生意经。我奋笔疾书记下他说的话,想到了我和老板DC的失败,一家出版社和数份杂志的死。

2012年,我从DC的手里接过英文版《Computer
Arts》的版权,他非常慎重地问我:“你觉得自己承担得了吗?”

“行,我试试。”

“试试不行,必须成功。”

世上哪来必须成功的道理?

所以我的说法还是,尽力。

2012年十月的多个凌晨,DC和我一起守在印刷厂,他说:“你得记得这个时刻,这是你的第一本杂志。”

“我的?”

我心里并没有这样想,但看着自己制作的杂志从机器里“哗哗哗”印出,较过真的每一个字,看色台上每一点墨量的变化,都变成了实打实的存在,心里既感动又高兴。

七千份。我觉得自己办的是全中国最好的设计杂志。

“报刊和印刷术的结合使广告得以出现。从报刊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,它的功能就是刊登广告。”我从过去抬起头来,听到杨先生如是讲。两年前,若是听到这样的话,我不知要嗤几下鼻子,然后合上笔记本,不听就是了。但现在我很想听他讲下去,听他讲《泰晤士报》作为广告载体的诞生,《申报》最初怎样用小说来吸引人们看广告,以及所有跟理想无关又密切相关的一切。

杨老师很有聊啊。

说得多对。

DC一定不知道这个,或者,把现实当道理来听,嗤之以鼻,扔掉了。

第一次见DC是在面试的时候,他一个温州人一口台湾腔,把我忽悠住了。他拿出自己办了三年的杂志《Gallery》,颇为自豪地让我猜价格,我那时少不更事,猜到50就把自己吓得不轻。所以他说200的时候,我非常失仪地瞪大眼睛,而又说从不刊登广告时,我简直想求他立马把我收下。

理想主义的愚蠢崇拜,在我脑中占了上风。广告?什么东西!

可现在我明白了,广告是印刷业的衣食父母,对它就得拿出对食物的态度,最起码,得有一份尊重。我现在回忆起来,我的老板及所有下属(包括我)都缺少这份尊重。DC的立业之本现在看来大有问题,他总希望能用杂志的美色来吸引广告的包养,却不明白杂志和广告是该举案齐眉的夫妻,相互理解和尊重才是第一要义。

于是在我们的杂志上,从没真正有过一版按刊例付钱的广告,公司资金开始出现问题时,老板责怪市场部门不用心,其实现在看来,是因为我们都把目标放在空而无当的市场,满心以为市场扩大了广告就会不请自来。

“我说,做梦吧!”

我看到杨先生下巴一抬,脱口而出的一句话真是中气十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