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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年落成的首都剧场是北京人艺的专用剧场,但是,北京人艺能拥有这个剧场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。

欧阳山尊(右三)与《日出》剧组演员

1952年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刚刚成立时,没有自己的剧场。全北京城也没有一个专门演话剧的剧场,话剧都是在电影院演出的。但电影院无论如何不是演出话剧的场所,于是北京人艺的演出剧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1953年1月28日,文化部副部长周扬,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、吴晗,联名打报告给周恩来总理,申请建造话剧专用剧场。

  欧阳山尊191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,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之子,曾任北京人艺副院长,1932年参加革命,200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,享年95岁。他参与并领导过北京人艺的创建和新时期戏剧的变革。

18天之后的大年初三下午,周总理将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、焦菊隐和欧阳山尊两位副院长约到他的办公室,详谈关于建设剧场的问题。

  欧阳山尊曾经说:“我的一生是生于忧患,老于安乐,留得余年,报效祖国。”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,完成了报效祖国的诺言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想的依然是话剧,依然是北京人艺。

4月27日,建造剧场的序幕终于拉开,但关于这个剧场未来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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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11月4日,习仲勋、周扬、齐燕铭等领导在审看北京人艺重排的《龙须沟》时,周扬说:这个剧场由北京人艺管理,并有优先使用权,但也要适当照顾其他剧团与剧种的演出。

  多次向周总理写报告 费心机建成首都剧场

周扬的这番话实际上代表了文化部的意见。1954年2月初的一天,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他的办公室约见了欧阳山尊,出示了关于这个剧场的决定草案,草案的基本内容是:这个剧场基本上不是演话剧用的,而是一切剧种都可以在这里上演;这个剧场主要不是解决北京人艺无固定剧场的问题,而是供各剧团及外国剧团演出用的;这个剧场由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管理,其成员由各剧院的负责人组成;这个剧场定名为“首都剧场”。山尊看罢草案后谈了不同看法。

  1952年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,副院长焦菊隐、欧阳山尊,秘书长赵起扬,连续几天讨论北京人艺的方针任务。他们一致认为: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,把北京人艺建成一座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的剧院,而且要有我们自己的特色。这就是后人所称的“四巨头”48小时会议决定。

回到剧院后,欧阳山尊于2月16日又写报告给彭真市长、张友渔和吴晗副市长,请示如何答复文化部。在报告中,欧阳山尊再次强调了周总理的指示:“这个剧场的性质基本上是演话剧用的,如果不明确是什么剧场以及不规定主要由谁使用,那就等于自己制造矛盾,势必弄成争吵不清。”

  北京人艺建院后,最早在城里演出的地点是借用大华电影院。后来,经常到长辛店铁路工厂、丰台机务段、石景山钢铁厂和发电厂、农业机械厂等单位演出。这里固然有进厂下乡送戏上门为群众演出的需要,但也面临着没有固定专用剧场,借用其他单位剧场的窘状。一个专业剧团面对排戏、演出却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,这成为北京人艺上上下下十分头疼的大事。

尽管北京人艺一再争取对首都剧场的使用权,但文化部始终不肯让步,而是将隶属于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北京剧场(真光电影院,即今天的中国儿童剧场)移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接管。

  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建设委员会”成立,欧阳山尊任剧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

1955年1月23日,北京人艺在北京剧场开始演出由曹禺创作的新剧《明朗的天》,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场看戏。散戏后,周总理到后台看望全体演职员。当总理问到首都剧院的建设情况时,大家说文化部把剧场收回去了。周总理指示剧院领导了解一下新建的首都剧场还适合不适合演话剧,要把详细情况向他报告。3月2日,北京人艺的领导向周总理作了书面报告。一周后,曹禺院长再次报告周总理,请求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回北京人艺的问题,并告诉总理首都剧场仍可演话剧。

  周恩来总理1953年年初经常观看北京人艺的演出,演出结束后如果有时间还到后台化妆室看望演员。演员们往往都会谈到剧场问题,向周总理“诉苦”:旧电影院不适合话剧演出,舞台窄小,迁换布景困难,演员在潮湿的地下室化妆,需用的灯光都是临时拉线,过于简陋……欧阳山尊和几位院领导也深受缺乏演出场地的困扰,都希望周总理能批准建一座演话剧的新剧场。周总理知道,一个专业剧院要发展,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,没有固定的专业演出场所确实太困难。他和大家的心情一样,认为完全有必要建设一座话剧专用剧场。他嘱咐剧院为此事写个报告。

然而,20天后,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致函彭真市长、张友渔副市长,提出:“文化部前已拨给北京人艺的二三十亿元(旧币,折合现在的人民币二三十万元),用以扩建北京剧场,扩建后作为该院的经常演出场所。”

  受曹禺院长的委托,欧阳山尊代拟了给北京市主管文教工作的吴晗副市长的报告,申请将大华电影院交给北京人艺使用。这是他们考虑到当时国家的经济困难,没敢提出新建剧场的要求。

1956年6月,首都剧场落成在即,然而依然不知它会花落谁家。7月7日,北京人艺的曹禺院长、焦菊隐副院长真的着急了,他们分别写报告给周总理,再次请求总理帮助解决将首都剧场交还北京人艺使用的问题。

  北京市领导对北京人艺急需剧场这件事非常重视,经与文化部会商,1953年1月28日,周扬、张友渔、吴晗联名向周总理打报告,提出北京人艺的专业剧场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,有必要马上建造条件较好的话剧专用剧场,由北京人艺管理使用,同时解决以后国际性演出的剧场问题。经过北京市与文化部的协调,最终拍定了方案,即由文化部拨款,北京市负责选址和具体组织设计施工,在原王府井大街甲73号生产教养院旧址上盖首都剧场。

20天以后,北京人艺终于盼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——周总理决定:将首都剧场交北京人艺管理使用。8月20日,北京人艺正式接管了首都剧场。

  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,成立了“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剧场建设委员会”,欧阳山尊担任剧场建设委员会副主任。市领导要他负责掌握剧场建设的全部事宜。这副千钧重担就这样落到了欧阳山尊的肩膀上。

  拥有一座真正属于北京人艺的专业剧场,这对欧阳山尊来说一直是他追求的梦想。在周总理的关心下,终于要建剧场了。欧阳山尊颇为感慨,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,不仅是自己的企盼,也是父亲欧阳予倩那一辈人在旧中国所苦苦追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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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0师战斗剧社部分成员合影(后排右一为欧阳山尊)

  由于外汇紧张,购买民主德国设备的项目曾被取消,欧阳山尊给周总理写报告后,建设经费得到保障

  欧阳山尊多次登门拜访著名建筑师林乐义,请他担任首都剧场的总设计。在林乐义画出剧场草图后,欧阳山尊召集相关人员与设计师,多次研究剧场的建筑风格,商议是民族式的“大屋顶”好,还是欧式的平顶好。既要考虑剧场建筑与北京古都风貌的和谐,与话剧这门外来艺术的和谐,也要兼顾国家经济状况,尽量节省资金,还要把剧场建得外观端庄典雅,看戏环境舒适。

  1953年2月16日(农历正月初三)下午,周总理约曹禺、焦菊隐、欧阳山尊和老舍到他办公室。在谈到老舍的话剧新作《春华秋实》时,周总理提出了修改意见。之后,周总理同意为北京人艺建造专用剧场,并指示剧场的容量可以从900人扩大到1200人,经费要重新估算。欧阳山尊曾在访问东欧时重点考察过民主德国的剧场设备,认为该国剧场设备的技术质量很先进,当即向周总理提出订购民主德国的灯光、音响、转台、通风等设备的请求。周总理表示同意,让曹禺、欧阳山尊研究估算后,一并写报告给他审批。

  欧阳山尊回到剧院后,及时邀请林乐义等专家重新研究测算,很快把经费需求预算上报周总理。周总理将向民主德国订购剧场器材的报告批给了外贸部办理。

  3月初,欧阳山尊去参加外贸订货会,而订货会上的遭遇令他大为惊讶。他仔细地查看已经制定好的当年度的外贸采购订货单位,却发现订货单中根本没有首都剧场的项目。找到相关人员问及原因,说是全国各种需要上马投入建设的项目很多,而国家的外汇极其有限,故将首都剧场的项目挤掉了。欧阳山尊内心是有苦难诉啊!

  正在此时,3月20日深夜两点左右,周总理的秘书韦明给他打来电话,说周总理审阅了外贸部报送的向国外订货的清单,问为什么没有北京人艺的订货?韦明要欧阳山尊赶紧给总理写报告申请补充订货,以免贻误时机。搁下电话,欧阳山尊连夜赶写报告,次日一早就交给了韦明,再送周总理审批,这才保证了剧场设备的落实。随着剧场设计逐步到位,发现经费预算与实际所需相差甚远,欧阳山尊又赶紧写报告给习仲勋、邓小平同志转报周总理,使建设经费得到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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